眼前的人对我说：“他想要存在。”
他为此感到疲惫，疲惫的人无法耗尽自己。疯里来，愚里去，乐此不疲。
他说的是“他”，而不是“我”，排队受刑的一个个他，和眼前的人是同样的姓名。
我们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方桌的两侧。斜阳从落地窗外洒进，棕色的地板被撒上一层澄黄的光亮。餐厅里的空气雾霭弥蒙，许多客人来来往往，但氛围安静，四处透着初夏的暖意。女服务员靠在远处的吧台边，把发圈拆下来套手腕上，捋了捋松散的长发，然后仰着双臂把头发重新绑起来，衬衫的前襟被撑得鼓起，两侧浸了一些深色的汗渍——忙碌的餐点刚刚过去。
“谢谢你赴约。”我对他说。
他的目光从我脸上一扫而过，随即迅速躲避开。羞愧的情绪在他怀里沸腾开来——他竟会为信守承诺这件事感到惭愧，也许他所执拗的并不是承诺，而是岸上的众多目光，所直勾勾注视的幼稚脾气。他现在需要一个解释，或者一段值得全盘托出的故事——他不必真的说出口：是什么毁掉了每一次走出自我的旅行。
这是可以想象的折磨，无事故者因为粗心大意，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懊悔。他是如此刻薄地对待自己，以至于出现在他人的眼前就意味着强迫性的认识、被认识。
这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会面，却由此泄漏了诸多绝望的跩曳，如同一只蜘蛛的劳作，小小的身体中诞生出巨大的网。我同这位朋友一同遭受着那基督徒式的自我剥削。他本可以呆在家中，继续他的学业，本可以避开来自世俗化的谴责。每个基督徒的身体就是一个死亡的国度，无数个自我排队登场并赎罪，天国的门扉若不打开，自我就会被挤在身体里，喘不过气来。
这是一个来源于直接存在的折磨：不要是我，更有甚者，不要成为一个自我。直接存在是种子发芽后探出地面的部分，他本可以在出生之时就被埋在地里长眠，却因为受到了非我的召唤，疯狂地变形以至于最后长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。他靠非我这样的异己来辨认出自己，给自我妆点、更衣：“假如我真的变成别人有多好。”非我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，他就高兴地穿上街去，遇到汽车行在马路上，也没有避开的打算：“来狠狠地撞吧，这可不是我的身体。”
他对直接存在的反思，形成了滑稽的人间喜剧，因为总体和自我在质料上的构成并不耦合，只有那些匍匐于大地生活的人，能安然地迷醉在总体的欺骗性当中。总体看似亲昵地破开身体供他进入，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温暖而粘腻的外部。他们居住在大母神的食道里，而大母神经由代谢，会将它们酸蚀、消化、吸收其一切特殊意义转变成大母神劳作的姿势。他们被迫在濒临绝望时放弃自我，假想着将自己献给一个永恒的目的，“成为大母神的养料。”大母神的劳动姿势并不被历史记录，只有那精心雕琢的劳动成果能得到展出。他们死去，被排泄到历史之外。
他们称大母神的舌与喉为大地。那高尚的，呵，倒不如说高高在上的自由，提供并维持着一切价值。
既然有价值的依凭，那么获得自我和放弃自我都是一档交易。但凡有任何威胁逼近，他们都不会真正的绝望，他们可以靠失去自我来保留自我以外的诸多东西。也会在获得自我时愧疚于身体的凋零：他们认为大母神的血肉之中必定有一些无价的东西。
假象的空位为每一个合乎理性的公民所准备。大地上的住民要在宗族里、爱欲中、权力和关系的保证下，操持着不要成为自己的信念，在手中细细把玩那个免费的自我，并与这个自我保持着审慎的关系。父亲称呼他为孩子，老师称呼他为同学，穿上羊毛大衣走过街坊时是一位明星，退去衣服洗澡时，洗得一干二净也穷得像个洁白的明星。一切的关系，为了他都意指着一个缺失。那些缺失的称呼，可爱的名字，为他所用，以搭建一间房子，这便是大母神为他留下的自我。
他要与时间立下契约：像永生者一样去活八十年。为此他给自我添砖加瓦，精心修缮。囊括一项又一项为人称道的经验。这房间竣工，他却发现自己看过的书，穿过的衣服，饮过水的茶杯，都不允许他带走。
他看着这房间孤零零地立在大母神之外，彻底与他分离。
他搭建的竟是自己的死。
死亡是匮乏的，好在人们可以把自我差遣出去，可以每天下午去星巴克买一杯环保纸杯装的第三世界咖啡，顺便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捐赠给山区儿童五毛钱。翻看一本对人类有贡献的文学著作，享受献身给崇高生命的几个小时，在自我的分离中得到缓解。
可是我的朋友，眼前这位蜷缩在内脏里的异邦人，他没有自愿跟随大母神，他步履的迟钝使他感受到了行刑队的缰索勒在脖子上。他不曾是自我，却被直接性束缚着生存，总体和自我之间没有缝隙。这荒谬是那至高的合理性：在基督世界中的基督徒，在异教世界中的异教徒，在中国的中国人。
基督世界的人不需要确证自己是基督徒，当他去确证，他就是犹太人。多么令人絮咿的合理。
这是一个在水中生活的人，他们没有意识直接操纵的代谢，也就是呼吸。呼吸本是一种纯粹外部的对立，呼和吸，没有哪一方是主体，哪一方是客体。但是为了保持自我的同一，不得不引来一个绝望的非此即彼，要么呼，要么吸。
那么也就是说，生活在水中的人，其实并不会相信上帝，因为这偶然的寓居在世，对他而言变得不那么致命。灵魂的呼吸不再是“要么是我、要么是上帝”。如果水中的人要以一个常人的价值体系来生存，那么他就已经被淹死了，却又还活着。
但他的确活的好好的，为了免于悖论，他只能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保持一个轻微的距离：对他而言，一个人太多了，会溺死、发烂、膨胀、如同僵尸。在水下生活的人必须拥有两个灵魂。一个负责彰显生存，另一个负责在恰当的时机表演死亡。
自我的特殊性只能由外部给予，不经由他者的过渡，自我永远是一个笑里藏刀的普遍性。只需稍微设想：一个全新的灵魂，他不是自我，却注视着自我。对于那个灵魂而言，这个个体才终于被放入世界之中去，成为空间中的某一个点。自我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什么，只是在原地发呆、想象，让他为自己提供一个视差：我就是我。
正是这另一个灵魂，为他谋求了自我的统一，让他免受无数个前往他的身体上受难的殉道者所簇拥，或是告诉他，他本就不是因为被簇拥而来到此地，而是因为，他遭到了灵魂的所有可能性的排挤。
这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会面，我们没有交换什么真正值得记录的信息。我送他上了回家的地铁，他在道别的一瞬间，双眼闪烁着永不磨灭的火焰，我知道他早就陷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爱情。
我能想象到，一整个暑假，他就着家里的空调，看完了《猎人笔记》、《维克托回忆录》，和一些从图书馆借来的书。他住在巷子边的旧小区，他怕狗，一出一行都小心翼翼。“那女孩可不会介意这样的地方”，他这么想着。旧屋子里除了掉漆的暖气片，塑料的脸盆架，老冰箱和老书桌以外，其他东西都是房东新买的。老书桌上，一叠一叠的卷子和作业本堆在墨水瓶边。抽屉上贴着密密麻麻的信笺，里面放他的笔记本和几包抽纸巾，一打开就是刺鼻的生木头味。还有那张床，床垫已经飘出些许霉味。他一回到家，就想要出去，想在形形色色的人面前坐下，看书也好发呆也好，他没有什么朋友，不喜欢媒体上多余的交流，他想看见她，只要能说几句话就好。
他希望自己没有变懒，但他脑子里头涣散，对学习和生活都失去耐心，上课简直像是一个丑角在演独角戏。要是工作日能赶快过去多好啊！她尽力阅读，书写，那身影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再现。学校到家的路上，红色的枫叶已经报秋。有时他去熙熙攘攘的菜市场，和讨价还价的女人们挤在一起，或是踩着铃声离开教室，逃离学生们的尖叫声、打闹声。他小跑地过日子，迅速穿越那些不适合浪漫幻想的地方。空空的手里好像随时准备着大礼，急切地朝什么地方送去。可不是这里，也不是那里，盼望着朝某个远远注视他的善良之人送去。他有时退缩，有时又前进，害怕会与她说得太多，又害怕她会什么也不说。有时好像有什么声音急切地想脱口而出，但只听见一声竭嘶，他哽咽——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他为自己卑劣的想法感到恶心，又感到一丝侥幸。这身体竟然允许自己遨游到别处。
在他身后排队的一个个“他”，急于登上傻瓜们的舞台，并逼迫着他和梦中的恋人一同喝下无限污染的毒药。
世界之秩序时时刻刻都遭受着违逆，因为它用这绝望将一个单独的家伙孤立，而又因肆意投毒污染了自己。死亡灌满了世人的咽喉，与此同时，合唱的火焰渐渐逼近小径丛生的树林。火焰烧尽了树木，也抹去了所有幽深的道路。世界被澄清：没有什么道路，有的只是上帝发了疯，一道道崩溃的痕迹。
后生命世界的一出大戏，却也令他心醉神迷。
无所谓呼吸。毒药和春药，喝下去之后都是同样的东西。